原载：http://szb.gdzjdaily.com.cn/zjrb/html/2016-05/03/content_1968356.htm 

□宋立民（岭师）

“以诗歌的名义相聚，文字与鲜花一起生长”。2016年4月15日晚，“春天读诗之夜”诗歌朗诵会在北京77剧场华丽开场，这是凤凰网“春天读诗”的首场落地活动。

诗歌正在回归脚下的五千年的“诗国”。

与央视《中国诗词大会》相伴，小学课本里诗词增加，“国学进中学校园”计划铺开，传统文化被普遍宣讲，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文化场”，让我们骤然记起闻一多先生的诗句：“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启示我，如何把记忆抱紧；/请告诉我这民族的伟大，/轻轻的告诉我，不要喧哗！”

而诗坛冷落久矣。遥想40年前，从“洒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的清明时分，到“悲泪与喜泪交流的中国的十月”，诗歌是一呼百应、雷霆万钧的大纛，是挂肚牵肠的“心碑”，是思想解放的号角，拨开阴翳的臂膀。而在十年之后，则随着“寻根”的文化思潮滚过，随着社会分工日渐细致，诗歌乃至整个文学渐渐退回审美的圆心，对于生活的干预也日渐其少。

诗歌真的变成了个人的事情了？个人“独一无二的感受”真的要让诗坛安宁而又安宁？崔卫平说：“为自己写作？这是所有虚假神话当中最虚假的一个。……若不是为了将自己的经验上升到共同的经验，写作还有什么意义？”

由此，想起孔老夫子的《诗经》情结。

无论孔子“十选一”地编辑，还是“基本不动”地勘定，老人家对于《诗经》的重视是没有疑义的。虽然“四科十哲”里“文学”排在最后，但是，能够把文学德行、外交、政务等量齐观，已经是相当重视了。

《论语》里数处直接引用《诗经》，而且每次都是恰到好处。如《学而》里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说弟子子贡悟出了“贫而能乐道，富而知好礼”的真谛。《八佾》用“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说子夏明白了“文学本原在人生”的道理。《泰伯》里用“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悲壮地描绘大孝子曾子的死里逃生的“幸福感”。这些引用远不像现在做学位论文，要用足够权威的“引得”显示出“学术前沿”，而是不引《诗经》不足以表达复杂而生动的心影心响。

显然，在诗歌的作用一端，孔夫子是更看重社会功用的。他教导儿子孔鲤：“不学《诗》，无以言。”不学《诗经》便不懂的如何讲话。不会讲话，德行如何表达，外交如何斡旋，政务如何实施呢？在《子路》里他又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意思是：学习了《诗经》三百篇的内容，交给他政事，不能够通达完成；派他到各地出使，不能够从容应对。虽然扩大了知识面，又有什么用处呢？所以，在孔夫子那里，不食人间烟火的“个人纯文学”是不存在的，立足点仍然经世致用。

而且，从“作家论”到“作品论”，在孔子及其弟子笔下，《诗经》的内容与礼乐教化、人格品质是水乳交融的。《为政》：“《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钱穆先生解释：“三百篇之作者，无论其为孝子忠臣，怨男愁女，其言皆出于至情流溢，直写衷曲，毫无伪托虚假”。是故“诗言志”就是言这样的“志”。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考查，诗歌的四大作用才顺理成章：“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兴观群怨、事君事父，主要强调的还是“政治作用”与“社会作用”。这种“应时而歌”的传统实际上源远流长，可以用来理解中国进入新时期后，“政治抒情诗”为什么拔地而起，摧枯拉朽。

当然，作为艺术家和音乐欣赏家的孔子，不可能不顾及《诗经》的艺术品格。例如《泰伯》有句：“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这位名叫“挚”的鲁国乐师，与孔子一起“正乐”，从开始演奏《关雎》到“乱”即结束，起承转合，条理井然，洋洋洒洒，美不胜收。此处没有具体的欣赏，但是，《关雎》的艺术冲击力昭然若揭。为什么能够让老夫子“陶天下之大醉”？《八佾》一章里说得明白：“《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有欢乐，但是并不过分，有悲哀，但是不限于伤损——把握住了艺术的“度”。

总而言之，孔夫子认为，诗歌教化的顺序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这种兴起、卓立、完成是神圣的，庄重的，为政与从艺统一的。

不无遗憾的是，我泱泱诗国，在一段时间内与儒家“诗教”跑偏，诗坛被权势与铜臭直接污染。如：2005年5月至2006年9月，行贿买官的原齐河县委书记李凤臣就出版了七本诗集，成为“国家一级作家”，并多次召开全国级个人诗歌研讨会，成了“网红”。

所以，诗歌的中兴应该与民族文化精神的弘扬同步，老夫子的“社会责任感”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