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著名学者劳承万教授虽年近八旬，但却一直奋战在教书育人和学科前沿，近期他为《钱穆论中西文化精神》一书撰写的编后记，既说明了该书出版的原由，又对那生我、养我使之成人的“中国文化精神”在岭南师范学院的生根落地和文化气象进行了精辟的剖析，这是一个学者的真知灼见，又是一个岭师人怀抱的人文情怀……现将全文转载如下，以飨读者。
2012年编者已编选了一本《牟宗三论中西哲学形态》，为何时隔三年之后，又得编选《钱穆论中西文化精神》（附《梁漱溟论中西文化形态》）呢？主要原因是：一、为了“求全”。选取多种不同角度，“取长补短”；二、为了纠偏。牟氏对中西哲学形态的把握，大体不误（中：是心性哲学/西：是逐物哲学），对“心性”与“逐物”之区分界线分明；立石中流，坚持唯“内圣”才可以开出“新外王”……但他的理论的基底处，有若干裂缝。诸如倡导中国哲学之“道德实体”说，把中国之心性道德混同于西方之物质实体说；误指佛教的“一心开二门”为：真如门开出存有论（Being），生灭门开出“现象”论，此论与他的卓识“西方文化为Being而奋斗，中国文化为去掉这Being而奋斗”直接相矛盾；他以康德认识论的“感性—知性—理性”三分模式，来给中国文化如何开出科学之路，“创造”了“知性自我坎陷”说，这是绝对行不通的“缘木求鱼”说。“心性—逐物”不同之异质形态，未经相互转换，便“拉郎配”是绝对不会成功的，甚至是一种无法解说的强辩，请问，谁能把华尔兹的“动—察—察”三步法来改造“春江花月夜”的悠婉抒情与拖腔？他又并联的提出中国哲学的“智的直觉”说（由康德之“物自身”说引发出来）。此论与“知性自我坎陷”说，是一路货的“姐妹篇”，中国哲学绝无“物自身—现象”之二分法，也绝无什么“智的直觉”可言，只有心性感受之说（梁漱溟早就指出：凡“直觉”之类的辞语，均为西方概念于中土所无），此论亦属牟氏的“缘木求鱼”论（在牟的大脑中，康德哲学是铁范式，他企图以它来规整铸造中国人生哲学的一切问题）。牟氏对中土“所无”的东西，欲强行说“其有”，则必须上下四方、前后左右加以玄论虚说，以西代中，弄得读者昏昏然，逼人“接受”，此曰接受理论之“昏玄法”（理论之牟氏宗教性）。牟氏以上之歧见，在大陆曾引起过强烈的异议，但批评者多是“就事论事”，纠缠不清，不见其“底线”的大问题（对牟氏此类“强辩”之“缘木求鱼”论，在“理路”上实是难以追踪的。牟氏于西方之数学·逻辑理路与中土心性功能之异质而歧向，均企图混而论之，则必然纠缠难解，“剪不断，理还乱”。此是“理论自雄”之恶习。所以许多人无法弄懂）。此外，牟氏特创的宋明理学“三系”说，一反传统的程朱（性即理）—陆王（心即理）二分论，他又从后者中另辟“胡五峰—刘蕺山”一系论，且置朱子为歧出（别子为宗）……他由于西化味道（道德之自律—他律；感性—理性及其本体论）太重，其高论从未获得此方面颇有研究资历的首席专家陈荣捷、钱穆等人的苟同。最为人惊讶者是：牟氏在老庄哲学讲演录中，虽文思泉涌，但若离开大量搬弄西方玄虚术语，则难以多判半句。讲述中，当百难缠身时，则会骂人或横加指斥长者，曰“钱穆先生是大史学家，但他不是了解历史”（1986年8月到10月在香港新亚研究所讲授《老子〈道德经〉》之演讲录/第10讲/卢雪昆整理、杨祖汉校订）。牟先生在这里造出了一个奇特的“悖论”：“大史学家—不是了解历史”。牟之原意也许是：“钱先生不能像我牟某那样地把握历史精神”，但怒语一滑便成为“不是了解历史”。此等奇特“悖论”，在牟氏笔下常有之。此外，牟先生竟然忘了他写《历史哲学》时，再三声明其间的材料，是依据钱氏《国史大纲》的。这种奇特的牟氏“悖论”思考方式与习惯，动摇了他的理论核心与基础，也足以说明在中西文化之辨中，显现了：牟氏在西方理论之强控势头上用力过大，而对中土文化的深蕴根系之把握上则失之过浅。也即是说，在此大节眼、大关卡上，他没有找到人生与学术理论的最后归宿处，没有在中西文化分辨中找到那安身立命处。这是一代大师的失足或缺陷，足可为训也（牟氏的这种学术个性与风格，极相似于其师熊十力后期的“自逞其才”、“理论自雄”之惯性）。
1958年，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四人签署的中国文化宣言《中国文化与世界》（由唐君毅执笔起草），其威力与影响可谓振撼世界。但未获钱穆先生签名。这引起诸多怀疑：或观点问题，或“圈子”问题，或史学与哲学之理路分野问题，等等。多年之后，钱氏弟子余英时则写了极有系统而综合的“答辩”论文，一曰：“史学—哲学”的义理路数有异；二曰：更不入彼方（哲学）“圈子”；三曰：长者持“诚”于衷，不伪不饰，直显其钱氏本性……这才是真正的大学问家。
笔者经过多年的思考，与玩味钱穆论著，终觉在中西文化分辨的大业中，唯钱氏之中土文化植根如泰山兮；梁氏（漱溟）则在儒佛双立双兼中，突出儒者之入世不朽，亦见佛者之虚明，而略闭于西方；牟氏则其西方火势过于猛烈，常烧灼中土之山林、风光……“钱—梁—牟”虽可曰：三足鼎立，但必须取其长而弃其短。故再编此书而互见其短长矣。
注：在前言中，笔者已说到近百年来中西文化之辨，在哲理层面上，其功最深者是张东荪（1886—1973）先生。他从中西文化源头发生处，紧紧抓住“首出范畴—次出范畴系列—范畴群—体系构成”之链锁特征，广说西方文化（亚氏十范畴之从出）与中土文化（天道—地道—人道/仁义）之异源异流且异状。此公之论，曲高而和者寡，后人不可及也。
下面说说与编辑相关的其他事项。
原湛江师范学院于2014年便更名为岭南师范学院了，其文化气象，即由辽阔的海洋视界而兼备那山脉连绵的一片诗意江山。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山水智慧正是中国文化智慧的二型特征。莘莘学子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十五个省份，学院汇聚了半壁中华江山的鲜活文化基因，学子们在这里学习真如鱼得水；他们将在这里茁壮成长，灿烂开花。学院更名后，那校园气象大为改观，充满了中国古文化的浓烈芬香。请看，与古香古色、飞檐走凤的东校门对峙而壁立者，是进入校门百米之后的朱子“文化源头论”（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大型陶壁《问渠》。此“源头活水”，既是江河大海的生命，也是人的文化生命。无它，即是一团死水，一潭腐臭。应该说，这确是绝代大师朱子的“文化源头”论。它告诫我们：中华民族的一切生灵及其不朽，其“源头活水”，就是那深蕴无尽的中国文化精神。此论在校园中一旦确立，便会“化腐朽为神奇”，一切将被注入新的生命力量，从而使整个校园的神姿活态，状如那美好诗句：“梨花一枝春带雨”。那宽阔而狭长状的绿色校园，即宛如一枝卧地的“梨花”。“梨花”的两边接连着充满了中国文化精神与品格的各类文化聚焦园：“博学园（博文约礼）—春晖园（唐诗宋词）—慎思园（格物致知）……”，其间《中庸》、《大学》、宋明理学、唐诗宋词等等之名理大义与诗情画意之交集融合，其所汇成的那浓烈的文化芳香，如风似雨，涌动校园，令千千万万的师生、友人，如吸新鲜空气，如吮母亲奶汁，皆吟息于此文化氛围中，此曰：耳濡目染也。当夜景来临，更是一片辉煌壮丽：卓然屹立的图书馆大楼顶端，竖立着大学之道的三纲：“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其闪闪发光，宛如校园中之一轮明月，它居高临下，普照人心，泯灭邪念，导你前行。这便是中国人所追求的最高人格，与最高的精神境界。图书馆后面四季飘香之桂花林中的“慎思园”的宽大碑坊，雕刻着大学之道的“八条目”。“三纲—八目”（目标与方法）融成了大学之道的全幅精神境界，呈现了古老民族千百年来，经久不衰的那“内圣—外王”的治人、治世、治国的伟大文化纲领。如诗似哲又如画的校园呵，中国人在这里学中国文化精神，简直是“不虑而知，不学而能”；外国人在这里学中国文化精神，简直就是抬头举步的事。欲打造出这样的一个充满中国文化精神的大学校园，并非易事。其难，不在金钱，而在于那缔造者的精神境界与文化底蕴，无它，即使有千百万亿元的堆集，也只不过是世俗性的“繁花似锦”而已！民族文化精神之现实显露与优美的山水石头融合为一种生生不息的生命精神，让人举首或俯视、睁眼或沉思都能浸沉在民族文化精神中，即宋儒说的：“瞬有存，息有养，此心惺惺明明，天理无一息间断”。欲达此境，难上难。笔者所叹服的，正是校园缔造者那颗热血沸腾的“良知”也，尤其在当今金钱、肉欲横流之世！
数百名教师队伍中的博士精英，可谓中西文化背景兼具。那身染浓烈中土文化气味者，多来自国内名校，乃至北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