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http://paper.gdzjdaily.com.cn/html/2014-05/19/content_9_1.htm）

注：钟德为我校雷州师专时期八四届校友，现任湛江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吴川音字典》一书是他三十年心血的结晶之作。
 

　　吴川、坡头、南三先后为《吴川音字典》组织了多次的专家审稿会，这是其中的一个场景。

　　钟德专程赴京拜访白宛如

　　湛江日报5月19日讯  吴川方言区包括吴川、坡头、南三等区域，涉语人口150多万。吴川方言源远流长，形成至今已一千多年，属侗傣语族的一员。吴川县志有“吴川音较清婉而过于柔”的记载。

　　吴川，是人杰地灵的一块宝地！自古以来，俊才辈出。被誉为“破粤西天荒”的状元林召棠、我国首任驻美公使陈兰彬、阿凡提式的幽默大师麦为仪（劏狗六爹），他们都同属吴川老乡，他们的母语也是吴川话。一支能够造就状元、外交家、幽默大师的方言，可见其科学性、艺术性不容置疑。

　　实际上，为了使吴川方言发扬光大，不少有识之士已经默默地从事着吴川方言的挖掘、整理等研究工作。

　　最近，一部融古韵今音，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记录、梳理吴川方言语音系统的专著《吴川音字典》，历经30多年的反复研磨之后，横空出世，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在吴川、坡头、南三等市、区党委、政府以及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取得的一项社科研究的重大成果。这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性大事，标志着古老的吴川方言注入了新的活力。该书共收集字条18240多条，近100万字，1500多页。

　　古人云：“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用这一名句来形容本书编著者的编撰历程，再也恰当不过的了。

　　1　1982年，一封来自北京的信……

　　1982年的一天下午，一封来自北京署名“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信寄到了雷州师专。信中写道：“钟德同志：请允许我这样称呼您，因为我还不知道您是教授或者学者，现就大作的有关问题与您商榷……落款人则是该语言研究所负责粤方言研究的专家白宛如。”

　　何许人也？钟德出生于属吴川方言区的南三岛，吴川方言是他的母语。其母虽然是个目不识丁的农家妇女，可是却对《三字经》、《千字文》、《增广贤文》之类诗文倒背如流。钟德孩提时代的启蒙教育就是在聆听母亲朗朗上口的吟诵中开始的。吴川话优美动听的韵律也许就是钟德研究吴川音韵的启蒙初始。

　　然而，童年时代的钟德却发现，长辈们常常为一个字的读音闹得面红耳赤。长大后，他才慢慢晓得，原来他们沿用的都是“有边读边，没边读缘”的近乎猜谜式的识字方法。而这，也正是造成吴川话语音混乱的根源所在。也正因为如此，编写一部系统的、雅俗共赏的标准吴川音字典，成了吴川方言区人民世世代代的祈盼。

　　诚然，即使在吴川方言区耳濡目染，钟德也不敢把完成这样的一项历史使命与自己联系在一起，而最后所以能够敢于一试，还是他人生阅历和语言天赋起作用。

　　说来也许有一点巧合，四十多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初期，钟德的邻居在湛江火车南站领养了一位从北京爬火车到湛江的“北京仔”。作为邻居，他们天天在一起玩耍，“北京仔”跟钟德学吴川话，钟德则模仿“北京仔”讲普通话，通过这样互为师徒，不知不觉他们把对方的话学得似模似样。

　　钟德高中毕业之后，赶上了当时的“参军热”，成了一名解放军战士。他一口纯正的普通话被慧眼识珠的部队首长所相中，成了一名以能说会道标准普通话为看家本领的话务兵。

　　回乡后，钟德接着考上了大学，就读汉语言文学专业。当语音老师得知钟德来自距离学校不远的市郊农村，却操着一口纯正的普通话时，老师惊讶地发问：“是不是搞错了？”

　　对母语的热爱，对普通话的学习，尤其是进入大学之后，正宗的“汉语言文学”的系统学习和训练，使钟德对吴川方言研究的条件日臻成熟。家乡父老对吴川音字典的祈盼，领导、师长、同学的信任和鼓励，尤其是眼下来自国家最高语言研究部门专家的鼓励和支持，这些都坚定了他做出了一个选择，那就是把研究自己的母语吴川方言作为自己的毕生追求。

　　2　堂吉珂德大战风车的“壮举”开场了

　　编写字典辞书是古今中外所公认的一件苦差事。难怪当钟德要编吴川音字典的决定一经传出，当即有些人挖苦说：堂吉珂德大战风车的“壮举”开场了！

　　这些人的担心也不无道理。“一名学生”与“一部字典”，编著者的力量与所要完成的工程量相差未免太悬殊了。从古到今，编写字典辞书的，大体都是政府或团体的行为。而具体执行编写的“编修官”们，又往往都是一些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学究”。

　　举世闻名的《康熙字典》，是经康熙皇帝钦点，由三十多名翰林组成强大的阵容，历时六年编成，然后几经修订，流传至今。

　　在广东，较具权威性的《广州话方言词典》，也是由广东省文化教育界的几名官员或知名学者合编而成。

　　除了人力上的相差悬殊外，编吴川方言字典更是编字典中的难中之难。吴川方言，作为粤方言的次方言，虽然形成和发展已经历了一千多年，但是对它的研究却一直空白，处在无文字记载，无史料可考，无经验可循的“三无”状态。要在崇山峻岭上独辟蹊径，其艰巨性可想而知。

　　没有金刚钻勿揽瓷器活。要进行吴川话字典的编著，最基本的就是确定吴川话音系，而要确定吴川话音系，编著者必须应用方言调查的方法，列表对每个音节加以系统化科学化处理，从中找出吴川话与中古音、普通话及广州话的声母、韵母及声调的对应规律，一句话，编著者必须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

　　这一道道的难题，就像一只只拦路虎，横亘在关口，考验着这位不知天高地厚意图攀登语言高峰的青年大学生。然而，初生牛犊不怕虎，在钟德看来，自信力要比困难大得多。

　　根绝了犹豫和怯懦，钟德开始了类似于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式的奋战。

　　在校就读期间，钟德实行对字典的“每天一编”活动。“每天一编”，时间哪里来呢？钟德以鲁迅桌上刻“早”字的故事作为对自己的训诫，坚持每天比学校规定的时间早一个小时投入工作。这样，从大二开始，直到毕业，钟德都是学校每天起得最早的人。更令人惊叹的是，当他毕业时，同学们发现他书桌下面的水泥板居然出现两只深深的鞋印。

　　在吴川黄坡圩的农贸市场，每逢星期天常常有一位年轻人来到摆摊的大嫂们中间问名问姓问价，甚至问一些生活中古怪的东西，人们不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原来这位年轻人是在通过这种方式对吴川黄坡、吴阳的语音进行调查，这位年轻人就是当年的钟德了。

　　钟德大学毕业时，正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期。那时候，同龄人往往都热衷于“下海”、炒股和“兼职”。而钟德却不为所动，依然埋头于倒贴钱的编字典的活计。

　　改革开放，对于青年干部来说，没有什么比追逐一个高学历更重要的了。作为组工干部的钟德来说，他对这一点是一清二楚的，自己的“大专”文凭或者对升迁不算很“硬”啊！然而，为了能够全心全意地投入编字典，钟德毅然放弃了对高文凭的追逐。时至今日，钟德读大专时的同班同学都已经升了一级至多级了，而钟德却仍然是一个“大专生”。

　　本职工作的投入，业余时间的玩命，导致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一天，而立之年的钟德患了急性肺炎，被送进医院留医。而他却悄悄地回家搬来了一麻袋的字典资料，躺在病床上埋头写写画画。这些举动难免引来了医生的责怪：你是来医病呢，还是来玩命呢？

　　而这三十多年来，对字典不断地增删，不断地完善，每牵一发都会动全身。没有顽强的意志力是不可能的。到了全书付梓的最后一刻，钟德反而慨叹说：当初如果能预料到编这部字典是这样艰难，或者真的不会走上这条路的。三十多年来增删多少次，修改多少次，对于钟德来说，已经无法统计了。最初，编著者把字典定名为《汉字吴川音》，目标是把近两万个汉字注上吴川话读音就算是完成了，已经算是一部字典了。在征求部分吴川、坡头老乡的意见之后，觉得这样比较单薄，大家觉得应该加上释义部分。编著者也只得在原来的基础上，编其升级版——《吴川音字典》。别看这“升级”两个字，他可是原来的几倍的工作量啊！具体说就是按《新华字典》的模式，参考其标准和方法，对每一个单字的形、音、义各项进行系统化和规范化，除了标上吴川音外，还要注上吴川话的同音字、每字的韵目及同音字、每字的古韵、每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