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从教育改革角度试答钱学森之问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老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钱老的这一声质疑引起了政府和普通教育者广泛的深思，这也是我们所讲的“钱学森之问”。

　　我看了饶毅老师去做的节目。饶毅老师的诸多认识我都觉得挺好，不过这不是说不存在一些细枝末节上的分歧。这里我就谈一下我个人的认识，不一定对。 我比较不能认同的，是饶毅老师觉得敬老的文化对科研创新带来的负面问题。 日本的科学研究已经做到世界前列了。留学生的社交活动，不少留日多年的外国学生因为没有教授在场，都批评说日本老教授太顽固，不肯听年轻人的意见，他们表示比较难理解。也许他们的批评有不公正的地方，但是这样的批评也不应该完全是空穴来风。这样来看，日本的“尊老”的传统，和中国很可能是相当量级的，日本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可以做到在科学技术领域引领世界。但是如果是因为尊老这个传统的话，那么中国的科研至少应该做到和日本相当程度的“差”。但是中国还比日本差得远，而日本虽然存在这样的问题,依然做出了优异的成绩。所以“敬老”的传统思想不应该是阻碍中国科研发展最主要的原因，当然它可能是原因之一，但应该处于次要地位。

　　与此同时，我看了一下往年诺贝尔奖得主，基本上都是上了40岁的中老年人，因为他们在多年的科研项目中，走过了很多弯路，总结了经验，慢慢地有了一套科学的科研方法，而青年人这时候还需要得到更多的锻炼，跟着自己的导师学习，主动加入科研团队，跟着优秀的导师去学习科研方法。如果国家把科研经费更多的给青年人，我认为不妥，国家经费有限，要精准的拨给在科研领域有见地跟学科研究方法的青年跟那些科研老人。让这些老人可以用国家科研经费支持青年人加入他们的科研中。青年人跟科研老人一起科研或许更能创造出不一样的东西。因此对于科研经费不可仅仅用年龄这一尺度来衡量。

　　第二，在招生方面，很多人痛骂指出中国大学为了保持程序上的公平，统一按总分录取，而在某个学科很优秀但是偏科严重的学生很难被破格录取，这样使得招收的学生容易失去特色。我不敢完全认同。现在科学发展，学科之间的交叉越来越普遍，不偏科是一个很好的优点，这意味着在跨学科领域，学生会在多个科目都有更好的基础。例如我是地理师范的学生，但是当我要理解热力环流，大气环流的时候，很多时候我需要物理知识去解释这些现象。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也是依靠进化论的观点来支撑吗？但是我认同分数不是全部。做科研，钻研精神很重要，要有钻研精神，往往又要求学生本身对学科存在足够的兴趣，对科学问题抱有好奇心。要做好的科研，也需要掌握正确的思考方法，学会提好的问题。因为整个科研活动，几乎就可以用自问自答来概括。所以我也认同饶毅老师说的要保护特色。同时还讲到争议一词，这个在教育制度来说，我觉得是个大问题。学校不敢使用自主招生的权利，扛不住官场的压力，于是在招生方面采用总分高来筛选人才，很多偏材，怪才便成为了筛网下的糟糠了。而且现在领导的主流是升官，凡是有争议的人都不管轻易录用和支持。放到现在这个社会可能就不能出华罗庚跟孟德尔了，因为缺少了有识别人才，敢于支持人才的这种伯乐。因此，我个人认为对待争议不仅仅像饶毅老师说的保持争议和争取一段时间的支持。我认为面对争议，需要一套制度来保护，评判争议，至于怎么落实这个制度就需要国家智囊团的智慧了。在招生制度上，我国确实需要花大力气去改善。现在国家领导人也在这方面加大了改革的步伐，国家的努力我们看在眼里。

　　第三方面，教育经费，科研奖励方面。观看多年的教育经费占GDP的指出都只有百分之四。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通过王宝强跟马蓉的离婚事件看出的。一个戏子竟然那么容易就可以获得一亿的收入，反观我们的屠呦呦，莫言等大家穷其一生都买不起北京的一套房子，这不禁让人寒心。国家的钱财集中于一些无关紧要的方面，科研经费，教育经费却舍不得下重本。国家边缘地区例如西藏，新疆等较落后地区正是需要大量的人才去改善教育落后的状况的，但是国家并没有在这些地区多花费一些经费去吸引人们去，而是要大学生去西部志愿支教，仅仅是依赖这些热血的大学生是远远不足的。支教完他们还是回到自己生活，学习的城市，对改善落后地区教育基本上没起到多大的效用。

　　第四方面，我国现行教育制度给人们灌输的主观价值判断的影响主要存在人们择业时对职业平等认识的偏差。我想不仅是毕业生，还有他的家长、朋友，多数如今都认为“蓝领”和“白领”是不同级别、不同等次的职业，在这样的价值判断下，对名牌大学趋之若鹜。大专、技校必然门庭冷落，难以发展。而这只是人们心中职业平等这一种偏差认识带来的问题。拜金主义，官本位等主观认识偏差也在不同程度上造成了高等教育的种种问题，不一而足。就拿我们做例子，从幼儿园到现在，老师们问我们的理想是什么？我们都会回答当科学家，企业家，艺术家。如果有人答：我就要当个卖猪肉的，便会引起哄笑。其实卖猪肉又怎么样，假如他研究得深，一样可以培养出不一样的东西，我们的袁隆平教授不就这么干的吗？在我国，农民意味着社会地位地下，放眼外国，农民只是一个职业选择，无关社会地位高低。所以说教育制度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教育强调功利主义、应试教育。这样会使我们的教育围绕考试转，千篇一律，千人一面，全然不顾学生的兴趣和特长，不培养学生智慧能力，而是培养学生成为应付考试的机器。我们一昧去追求光鲜的工作与可观的薪金，多少人愿意为了自己的特长和兴趣投资大量的时间跟资本。教育观念不改，科教兴国的出路何在?

　　最后，我想说，饶毅老师在世纪大讲堂都提出所有他提到的改革建议，都要以理性为基础。我很是赞同的。科学研究是讲究严密的逻辑和实验验证的。饶毅老师提出的讲究理性，是符合科学研究自身的性质的。同时改革是时代要求，在教育改革的道路上我们需要理性分析，不能一刀切，步伐要适当，当心过犹不及。以上便是我对回答钱学森之问的一些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