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足球说开去
仁川亚运会上，中国再遇泰国队，队员们似乎还没从上回的惨败中清醒过来，以2：0完败，狼狈出局，再遭羞辱。
这只是泰国队呵，过去恐韩，现在，连碰上泰国这样的蕞尔小国的球队也吓的打哆嗦，怂包的也太夸张了吧。假如再放放胆，与世界冠军德国队比呢？差距以什么来计算？
显然，这不光是足球的问题，如果把足球看成两朵花，一朵怒放，一朵枯萎，就不能光怪花朵，而是要沿着往下看茎干，一直看到两种同样的植物根系下不同的土壤里去。
要看两国不同的文化背景。
德国人对世界、对中国的贡献，不可否认。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离不开德国人创造的文化产品。深深嵌入我们政治生活的共产主义，是德国的发明，作为指路明灯的党的指导思想，就是德国的思想家的贡献，这个无须多说。光说给我们生活带来现代化色彩的创造发明，就可以列一个长长的表：自行车、摩托车、磁悬浮列车、电脑芯片、保温瓶、喷气发动机、相对论、录音磁带、避孕药、无氟冰箱……，看一下这张能列满几张A4张的表，谁敢说自己不是德国人发明创造的受惠者？
德国人也犯过错、犯过罪，可他们事后对错误的反思，对罪过的救赎，与今天依然不分是非、不知香臭、不辨善恶的东方恶邻相比，差距何可以道里计？
如果有人说，这些，都是精英的贡献，与普罗大众无关的话。既然无关，就谈不上文化土壤这样广泛的背景。好吧，我借用一个故事，看看能不能说明德国人的强大的真正根源。
读王开岭的著作《亲爱的灯光》，在“法律很复杂，正义很简单”一文中，他讲的一个故事以及衍生的深刻思考把我深深震撼了。
2000年4月1日深夜，来自江苏沭阳的4个青年潜入南京一栋别墅行窃，被发现后，持刀杀害了户主德国人普方（在一家中德合资企业任职）及其妻子、儿子和女儿。案发不久，4名凶手被捕，被判死刑。
在法庭上，普方的亲友们见到了4个刚成年不久的疑凶。根据他们的想象，凶手应是那种很凶悍的家伙，可实际上，只是再普通不过的几个孩子。据审讯供述得知，他们并非有预谋杀人，那晚，他们潜入小区，本想偷窃一间不亮灯的空宅，结果空无一物，于是转到隔壁普方家，其行为败露后，因言语不通，惊惧之下，他们选择了杀人。典型的激情犯罪。
普方的母亲从德国赶到南京，在了解案情后，老人作出一个让人惊讶的决定——她写信给地方法院，表示不希望判这4个年轻人死刑。她说德国没有死刑，而且她觉得，新添加的死并不能改变现实。在中国外交部一次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德国记者转达了普方家属宽恕被告的愿望，外交部回应是，“中国的司法机关是根据中国的有关法律来审理此案的”。最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了4名被告的上诉，维持死刑判决。
王开岭说，事情到这儿本可以结束了。法律走完了全部程序，正义得到了中国式伸张。但故事没完，才刚刚开始——
当年11月，在南京居住的一些德国人及其他外国侨民注册了一家以“普方”命名的协会，宗旨是救助江苏贫困地区的儿童，改变他们的生活，给予良好的教育。到今天，这一活动默默持续了9年，超过500名贫困孩子被帮助。
此事的缘起是庭审中的一个细节：那4个来自苏北农村的年轻人，都没受过良好教育，没有正式工作，只有一个做过短期厨师，一个摆过配钥匙的摊位。“如果有比较好的教育背景，就有了未来和机会。人生若有了机会和前景，人就不会想做坏事，他会做好事。”“普方协会”的现任执行主席万多明这样解释。作为一名公司主管，万多明本人就生在乡下，家里并不富裕，正因为德国的义务教育制度，他才有机会完成学业。这让我们进一步理解习近平提出中国梦的重要性，如果人人都有出彩的机会，他何必去铤而走险！
普方的那些在中国工作的德国同乡认为，原谅施害者，救赎因无知容易滑向黑恶深渊的灵魂，是对受害者最大的安慰。“若普方还在世，他们肯定是第一个参与的家庭。”协会创始人、普方的朋友朱利娅说。在她印象中，普方一家都是热心肠，在南京做过许多善事。
“这样做不是为了获得感谢，我们不要求任何回报。”朱莉娅说。迄今为止，大部分孩子并不知道谁在帮自己，他们只会感谢生活本身。这种情境，让标哥的暴力慈善相形见绌了吧。
不久前，这个故事才被中国媒体发掘出来。讲述时，标题中不约而同用了“以德报怨”。王开岭敏锐地感觉到这其中文化语境的错位，他分析道：其实，我不觉得这样，因为他们没有恨谁，不存在“怨”这个东西，也不存在“报”这个动作。他们是信仰使然，爱使然。所谓恩怨，是中国文化下的语境和逻辑。
从这里我们看到那些普通德国人的境界了吗？他们已经远远超越中国人善于恩怨的思维。看我们国粹京剧中，经常可以看到几岁孩童紧握双拳，表情扭曲、咬牙切齿地吟吐报仇雪恨的唱段，文化后面的识见和思想力，何等的不一样。这样，我们就在他山之石的比较中，吊诡地理解了那十八个绕过车轮辗轧下受难的小悦悦的佛山人，他们心中的佛性之所以泯灭，是否因为三十多年来一直被教育要“以经济为中心，一切向钱看”？除此以外，他们的心灵得过别样的关怀吗？这样的文化土壤上必然会长出不一样的植物，结出的果实肯定不一样，比如，两国足球的差距是反映了这种文化的差距呢？
学者们说，我们正处在五千年中国道德三个低谷中的一个，第一个是秦汉之际，战国是暴力和欺诈流行的时代，这种混乱一直持续到汉朝，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更化”，建构了一套集众家之长以大一统理论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收拾人心，使社会慢慢恢复正常。
第二个阶段是五代时期，贵族中流行奢侈游乐之风，加上长期的战乱使人心虚浮，人像禽兽那样无君无父，为利互相残杀，是典型的“礼崩乐坏”的时代，由宋儒重建道德规范。
第三个道德低谷就是我们现代，相对主义，厚黑学、虚无主义盛行。人民大学教授何光沪判断：中国的道德状况是患了癌症，癌症是肌体的细胞有变异，成团疯涨，抢营养，使器官——身体的职能部门腐烂。中国的道德系统近乎崩溃，从执政党到社会各个角落，腐败丛生，物欲横流，世风日下，寡廉鲜耻，历代历朝或都罕见。“中华论坛”有篇文章称，中国触目惊心的腐败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说别的，就说守护社会道德的底线发生了什么问题吧。纪委巡视组本来是查处不良现象的，可有些巡视本身继续对民施害，湖北省委第六巡视组13人在国家级贫困县秭归巡视20余天总共花费80万元。其中接待37万多元，礼品11万多元，外出考察13万多元，购置设备10多万元，其他68491元。巡视20来天，耗费200多秭归农民全年收入。纪委本来是查处腐败分子的，可有的纪委书记本身就是典型的腐败分子。山西省临汾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沈庆华，在临汾宾馆“贵宾楼东楼”常年包住了总统套房，他任纪委书记三年来，仅入住总统套房一项就消耗民脂民膏400余万元，当地干部群众敢怒不敢言。
可喜的是，当前中共中央强力打虎拍蝇的雷霆之举给人民带来无限希望，许多贪官纷纷落马，隐藏的腐败分子也惶惶不可终日。随之而来的制度改革也已经发力，比如人民呼唤多年的公车改革终于启动。
道德伦理问题的出现可分成两个层次：一是制度层面，二是个人层面。如果说，由中央领导和推动的制度改革是在除旧布新，建立新的道德的平台，深挖贪官是在清除污染社会的道德毒源。那么，个人层面的心灵关怀也应该跟上，我们的社会最需要的是爱，社会每一个部门的工作都应该浸润着这种诉求，促进这项工作，该由哪些部门牵头和推动呢？而我们这些普罗大众又应该如何发挥正能量，在生活的许许多多的细节中，滋养和传递爱呢？
冷静的思考才刚刚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