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我高考的那一天

　　1978年的7月20号，是我高考的第一天。

　　母亲顾不上管我们，她一如既往地要到20里外的市柴油机厂“抓革命促生产”，当时叫“控制使用”。她勉强能蹬矮矮的“26”自行车，却不会上下，总是靠人行道的台阶或一块砖头当“车站”。

　　父亲也平平淡淡，掏出两块钱给我：“中午你们仨买点东西吃吧！”

　　我从部队退役刚刚两个月，大妹妹下乡回城不久，小妹妹应届毕业，我们仨同时参加首届全国统一高考。

　　我没有任何激动，像是去赶集买菜，反正“有枣没枣打一棍子”，考不上或许可以去当乒乓球教练——我在部队打了好几年球，教个小孩子还凑合。

　　进考场时碰见中学、比我高一届的王兄。他父亲是地区行署的副专员，可他仍然在电厂烧锅炉，累得要死。他说：“你已经在地区计划委员会工作了，好单位呀，还考个什么呀！”

　　我说：“我也不知道，考着玩吧。”

　　他说：“我不一样。能不能告别烧锅炉就在这一回啦。我昨天夜里有点激动，咋也睡不着，起来吃了两次安眠药——要不，我就不考了，你考走了我去计委哈哈”。

　　他告诉我，100个考生也未必录取一两个，记得当时一个考场50人左右，设在商丘市一中。

　　只带着钢笔和准考证，我糊里糊涂进了考场，糊里糊涂出来，完全不知道答得怎样甚至该怎样答。大妹妹一个月前找到一本复习的小册子，薄薄的，有五六十页，我们兄妹三人主要只看那一本书。

　　我的数理化基本等于零——中学数学仅仅学了“一亩等于60平方丈”，下农村能够丈量土地就行了。物理记得学的是修理马达水泵发电机，缠线圈做得最好的同学姓马，他修马达得心应手，不过也比划不出来“左手定律”、“右手定律”。

　　俩月时间，似乎也没有觉得紧张。我找到当年的中学物理老师——他似乎是周培源的学生，数理化都厉害，给我辅导了对数和平面几何，我后来数学考了46分。这已经是很不错的成绩——不少我的高中同学只考了十分八分，还有好几个吃零分的，但是只要总分过线，照样可以录取。

　　我的语文和政治尚可。这得感谢一位叫石鼎山的战友——说是战友，其实就在湖北省军区招待所一起住了一个月。他是南京人，文革前后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而后入伍在部队搞情报工作。当时他告诉我：“庄则栋在你这个年龄已经是世界冠军，你呢，累死也打不到八一队，不如看几本书，以后没准有用。”他还说能够有两个月，就会教我日语入门。我当时很崇拜他，言听计从。后来，我再也没有认真训练过，却看了一堆中外小说——都是球友从图书馆偷出来的，文革期间那些全是“毒草”，不给外借。球友的母亲是图书馆长，文革虽然“靠边站”了，但是他还是能够混进书库，偷来一些书。记得粉碎四人帮以后自己在信阳息县的部队农场还抄了一些书，例如华岗先生的《辩证唯物论大纲》，许寿裳的《亡友鲁迅印象记》，一字不漏地抄，顺便练字。

　　记得那年的语文卷子第一题是加标点：“实现机械化要靠人的思想革命化有了革命化才有机械化机械化不是一口气吹出来的要经过一番艰苦奋战才能成功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要肃清他们的流毒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一个软懒散的领导班子是挑不起这付重担的”。

　　不知道现在的读者诸君看着像不像相声语言，反正当时是一本正经。

　　作文不是命题作文或者时下流行的材料作文，而是缩写，把一篇题为《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的1700字的文章缩写成一篇五百至六百字的短文，不许超过600字。我照样也是懵懵懂懂，因为既不明白当时正在“洋冒进”，更不明白“资产阶级司令部”怎么破坏了高速度。似乎做完了还剩余一些时间。就想着晚上到什么地方打球。

　　我丝毫不知道这次考试会改变我和许许多多的像我一样的普通人的人生走向。

　　考完试，没进家就在家属院的一角的沙坑上翻单杠。我的屈身上颇有功底，居然引发小规模围观。当时满手都是硬茧子，针扎不动。

　　那天晚上喝稀饭，父亲随随便便问一句：“考的咋样？”

　　我说：“不咋样。”

　　小妹问我：“哥，啥叫个‘缩写’？”

　　我说：“就是把文章弄短点。”

　　大妹问：“周总理长征的时候是在毛主席身边的吗？”

　　我说：“可能吧。”

　　大妹妹说：“刚才你翻完单杠，邻居邓师傅对我说‘你弟弟翻得不赖！’我臭骂他一顿，我有那么老！”

　　第二天，我们再次混入考场，同样都无忧无虑。只记得母亲说她们厂的柴油机买得不错，还得加班。午饭还是我负责，那两块钱，仨人吃了两天还略有结余。

　　考完又见到我那个吃了两次安眠药的高中王同学。他垂头丧气地告诉我：“这回肯定不行了！”

　　我问咋回事。他说：“我在考场上睡着了。夜里吃了药还是睡不着哇，结果考着考着睡着了！嗨，看明年吧。”

　　该睡时候他不睡，几乎成了与徐志摩结婚时的陆小曼——梁启超大骂也听不见的。

　　次日，若无其事，继续上班，在单位帮助整理“阶级斗争”的材料。记得是去物资局下辖的木材公司，发掘跟着“四人帮”在单位“搞地震”的人。

　　后来，我得到了河南大学——当时叫“开封师院”，1982年毕业之际叫“河南师范大学”，再后来恢复了原校名叫河南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大妹妹上了东北一家大学，小妹妹开始复读——当时也没有什么压力。

　　我的高中同班的刘兄又考了地区的前几名，他1977年就名列前茅，因政治审查不合格未被录取，我们那一年也只允许他录取到郑州大学外语系，因为他和我一样“出身不好”，政审有阻碍。1982年，我们一起毕业，他考上复旦的国际贸易研究生，后来又考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好像全国才招两名，现在是著名的国际贸易专家，做过郑州大学商学院院长，还当大企业的经济顾问。

　　然而，冥冥之中，我们已经走上了另一条路。我的结局不是教练而是教书。到了大学毕业，我才明白，七八级是幸运的“检真人”——在“检验真理标准”大讨论中就读的一代人。高考的恢复不仅改变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而且改变了整个国家的格局。不过，人生的偶然性也太大了——生在我们那时候的考生，或许因为“一举成名”就告别了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比今天的孩子们幸运些。而且，当时上师范院校是管吃管住的。

　　军龄算工龄，五年可以带工资上学。那时候的二三十元很顶事，毕业之际我买的书已经装满了十几个小箱子。

　　共识网·笔会 6月5日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gsbh/article_20140605107192.html

　　中国改革网·改革史话6月6日

　　http://www.chinareform.net/html/category51/54/20140606/18193.html

　　中国访谈网·教育访谈6月6日

　　http://fangtanchina.com/wenhua/jiaoyuft/2014/0606/2649.html

　　湛江日报·往事 6月7日

　　http://paper.gdzjdaily.com.cn/html/2014-06/07/node_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