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个记者节

　　现在，11月8日凌晨4点40分，醒了，起身写一段“湛师日志”。

　　我原来也是熬夜写作，后来改为清晨码字，这是1998年张海迪教给的办法。那年秋天我们把她从济南接到商丘师院聘为教授，我又驱车把她送回家。途中休息，在一家街边小店喝羊肉汤，她说“你试试起早点写。安静。”她还说，没有比不能写作更痛苦的事。

　　从1972年——当时我读了三年多中学——混入解放军至今，我已经记了42年的日记，这样“公之于众”的，还是第一回。

　　顺便告诉想做记者或者作家的同学们，记日记是出发地线。

　　昨天晚上教工乒乓球赛，团体，小组赛。碰上法政，单打又碰上老袁，打得“血头血脸”，一直到决胜局打成9平，观众不少，声振屋瓦。连中心医院骨科的麦大夫，《湛江日报》社老邓和小陈，《湛江文学》主编梁永利都在观战。

　　前天章晓霜教授对我说：“这个活动好啊，你看多少人参加！”

　　是的，这个讲究快、准、狠、变、转、稳而又讲究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的“国球”，已经让我得益47年。

　　可惜青年教师埋头业务，锻炼不多。曹雪芹多活20年，后四十回《红楼梦》就不必让高鹗续写了。

　　打累了，早睡，夜里11点半躺下，5小时正好。

　　今天是第14个记者节，上周就接到通知，让今天8：30去新大天然开座谈会，还有自行车骑行等项目。

　　遥想2000年，第一个记者节，我还在河南《大河报》做编辑，老总建议搞个专版，谈从业甘苦。我约了河南电视台杨诚勇、本报江华等6位同行——多为全国百佳记者——做了一个版，至今还存着。

　　眨眼14年，我已经在南海边上落脚，日子快得像闪电涂上了润滑油。好在我还能踢能打，教书与写作都让我很快乐，我的命运与责任常常重叠。谢谢上帝，谢谢我的学生。

　　上周末给团委讲了一次新闻写作，后天还要为全校的通讯员、学生记者再讲一次。我想说：如同做一个清官与做一个贪官都不容易一样，做一个好记者同样不容易。

　　15年前的《大河报》，5个人挤在两平米一间小格子里，电脑稿箱一放，未敢翻身已碰头，来个作者就必须出去一位编辑才能够坐下。做版是在三楼的走廊里，一字竖排十几台电脑。每天干活到夜里一点左右，报酬也不高。冬天回到住处，手脚冰凉。屋里没有空调，靠劣质的电热毯取暖，我常常害怕触电。而且，在城乡接合部租住民居，小偷常常光顾，所有证件和值钱一点的东西都得放在报社。一天警察公务突查，叫醒了我们周末部同事李运海。问职业，答“大河报记者”。那警察看看稍显臃肿而睡眼惺忪的老李：“你这球样还是记者？上过大学没有？”老李说上过。问哪间大学，回答北大——老李是北大历史系毕业。警察笑了：“北大门朝哪儿你知道不？”答：“四边都有门。”警察说：“还敢犟嘴！手背到脑袋后面！给我蹲下！”老李比较胖，蹲不下，一屁股坐到了地下。一连几个除夕，我都是一边看春晚，一边打评论稿子，回到住处一脱军大衣，满地冰凌茬子。就是这样一群人，凭着献身新闻事业的精神，把《大河报》折腾到全国前四，连续七年入选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先后5次入选世界日报发行百强。

　　今天是记者节，做过记者的人体会尤深。

　　近两年，凤凰卫视的几位评论员都重复了英国大作家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说的话：“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应有尽有，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奔天堂，人们正在直入地狱。”

　　不论这引用准确与否，我都想说：这是一个出新闻的时代，是人人面前都有摄像机与麦克风的时代。

　　马克思和恩格斯老人家在著作里30多次提到德国人古登堡发明的印刷术，提到印刷机的诞生对现代精神交往的巨大推动。那是15世纪中叶，是世界交往开始形成的年代。殊不知中国11世纪经有了活字印刷术，早几天传过去，大概彼时欧洲的小伙伴都惊呆了。

　　马克思说：面对印刷术这个“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历史倒退已经完全没有可能”。

　　如今又过了400年，互联网的出现带动了又一次新闻传播的革命。这是任何具有新闻理想的同行颇值得乐观的。

　　现在，5点58分，电脑飞信显示，玉林师院新闻系主任小冯博士上线，他在暨大做博后，赶写论文，还想着他们十周年的系庆，要我把2011年我们的方案发去。

　　6点14分，听到慷慨的鸡啼，浑厚而辽远；间或有唧唧啾啾的鸟鸣。

　　天色刚刚泛青，对面祥和小区B栋已经有六个窗口亮着灯。

　　夜，醒了。

　　今天是记者节。我把2004年——第五个记者节——《南方都市报》的评论附在这里，是纪念，也是警醒——

　　你可以什么都不是，但必须是一个记者

　　——写在2004年11月8日中国记者节　

　　这是一个飞速变化的时代，足以催生年轻人的英雄梦想，因此常常听见记者豪情满怀地宣称，他们要忠实地全面地记录这段激动人心的历史。

　　然而，记者不是历史记录者，那是历史学家的事情。

　　记者是新闻记录者。新闻是历史的一部分，但不是历史的全部。新闻是生活的一部分，但不是生活的全部。

　　新闻是当下人们最感兴趣的话题，是日常生活中突兀显现的事件，是社会发展中重大迫切的问题，是特例而不是常态。

　　当然，作为一名党的新闻工作者，记者有责任报道建设成就，报道好人好事，报道成功经验，但并不是因为它们是历史，也不因为他们是现实生活，而是因为在当时的情景中它们是新闻。

　　当一些地方负面事件过多时，那并不是记者报道的责任，也许是当地管理部门出了问题。当一些新闻事件引发强烈反响时，那并不是记者报道的结果，而是事件本身导致的结果。

　　记者也不是警察，不应该用警察的眼睛盯着罪犯。记者也不是法官，不应该用法官的头脑思考案件。

　　记者也不是商人。媒体固然是一个产业，追求符合市场规律的投资与回报，记者却并不唯利是图。

　　记者不应该拿事实讨价还价，记者不应该学会交易中的妥协和退让。

　　媒体是一个特殊的产业，并非简单的市场理论可以解释。当记者忠诚于事实的时候，他就是社会的良知。

　　记者却又不是思想导师。他可以传播思想，却不是思想家本人。他可以训导道德，却不可以道德感压倒事实。他可以义愤填膺，却不可以攻击“敌人”。他可以痛哭流涕，却不可以用泪水模糊了字迹。

　　记者也不是学者，不必高屋建瓴。记者也不是诗人，不可浅唱低吟。记者也不是演员，不可千变万化。记者更不是化妆师，不可涂脂抹粉。

　　记者也不是过客，可以袖手旁观。记者有义务报道新闻，媒体有责任告知事实。

　　当然这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但是一个记者至少应该知道他的理想。

　　他的理想很简单，那就是做一名记者。

　　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事实可能是，他什么都是，但就不是记者。正如有时候一个官员，他什么都是，但就不是公务员；正如有时候一个法官，他什么都是，但就不是法律工作者。

　　所以，今天我们要大声地告诉同行——你可以什么都不是，但必须是一个记者。

　　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正在上海代表党中央领导南方党的工作的周恩来同志，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为广泛地团结广大爱国的新闻工作者，确定在新闻工作者比较集中的上海，成立一个新闻工作者统一战线组织。当年11月8日晚7时，中国青年新闻工作者协会在上海南京饭店宣布成立。1938年3月30日，中国青年新闻工作者协会在汉口举行了第一届代表大会。此后，在延安、香港等地设立了25个分会。1949年12月23日，政务院在颁布我国第一个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中就曾提出设立记者节，但没有确定具体日期。1999年9月18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签署国务院第270号令暨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在第五条中提出设立记者节。2000年8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批复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简称中国记协)：“同意将每年11月8日确定为记者节的具体日期。”至此，中国新闻工作者终于有了自己的节日。

　　[作者/宋立民 人文学院新闻系 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