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链接：《道德经》的政绩观

中华传统经典《道德经》自问世以来，便在国家社会治理、个体为人处世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成为历代读者学习与研究的宝典。《道德经》里颇多涉及政绩观的论述，倡导道法自然、以民为本、无为而治、功成不居，反对急于成事、肆意扰民、贪功冒进，对历代从政者深有影响。

“治大国若烹小鲜”

的治理之道

运用《道德经》的智慧开展社会治理，且在中国历史上值得浓墨重彩书写的例子众多，比如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等。

其一，在规律层面，应依照“烹小鲜”的规律来施行治理。《道德经》第60章倡导“治大国若烹小鲜”。治国犹如烹饪鱼类菜品，不宜频繁搅动。适度的煎翻可以促进小鱼出香熟透，但过度翻动，就会把鱼搅碎，破坏鱼的完整性。大国在政策方面亦是如此，不宜变动频繁，切勿朝令夕改，要保持政策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道德经》第25章提到“道法自然”，注重以顺应自然的方式谋求生存与发展。要“以正治国”（第57章），即以光明正大的法则来治理国家。总之，干事创业时要掌握规律、遵循规律、运用规律，追求无为而治。

其二，在态度方面，需具备“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治理自觉，秉持审慎的态度。以“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态度行事，意味着不能随意折腾，丝毫不敢懈怠、马虎。“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第63章）做事不能想着一蹴而就。攻坚克难应从易处入手，从易到难，扎实推进；意欲做成大事，要从细微小事做起，不要心浮气躁、操之过急。实干方能兴国，空谈只会误国。要讲实话、干实事，敢于作为、勇于担当，做到言出必行、有始有终。“非知之难，行之惟难”，要树立注重实干的政绩观，多行动、多干事，不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其三，要“慎终如始”，善始善终。在干事创业的过程中要谨记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第64章）粗壮的合抱大树是从小树苗开始生长起来的，矗立的九层高台是由泥土不断累积堆砌而成的，远行千里始于迈出的第一步。不可“新官不理旧账”。行事要善始善终、代代相继、稳扎稳打、一茬接着一茬干，如此坚持便不会功败垂成。要擅于“弹钢琴”，谋划局部时不能忘却整体，立足当下时不可忽视长远，突出重点时不可忽略一般情况。

“以百姓心为心”

的价值追求

中国古代贤哲主张，从政者的价值目标是为民众谋福祉。

其一，在价值层面以百姓的需求为依归。治国有其常道，以利民为根本。古人云：“天地之大，黎元为本。”孟子亦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道德经》载：“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第49章）意即圣人没有固定不变的意志，常以百姓的意愿为自己的意愿。应当心里装着百姓，为百姓做实事，不以政绩论成败。要在为民服务方面尽心尽责，不能仅仅停留在喊口号、刷标语、打广告上。正确的政绩观应当注重实效、看淡虚名，以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作为衡量标准。同时，要“贵言”（第17章），要减少发号施令、少喊空洞的口号，多做实实在在的事情。政绩并非体现在个人的声名之上，而在于百姓的福祉；不居功自傲、不自我炫耀，所建立的功业才能长久，不要盲目搞“新官上任三把火”那一套。

其二，在理念方面以优良政德影响民众。政德是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从政者应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应当树立正确的为民理念，营造良好的政德风尚。“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第 57 章）执政者如能不妄为、少苛政、禁贪欲，百姓就会拥有淳朴而富足的生活。“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第 17 章）最高境界是执政者“隐身遁形”，让百姓安居乐业。其次是凭借仁德赢得赞誉。既要有显著的政绩，也要有潜在的贡献。考核时，既要看当下取得的成绩，更要聆听百姓的评判，正所谓“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在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里，应形成重视民意、看重德才、注重实绩的导向，不能鼓励和奖赏作风浮夸、哗众取宠的从政者。

“俭，故能广”

所蕴含的廉洁底线

勤俭节约乃中华传统美德。从政者当廉洁自律、爱惜民力、崇尚节俭、远离奢侈。

其一，在作风层面需秉持节俭。“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二曰俭……俭，故能广。”（第67章）我有三件法宝，我掌握它并保护着它。以节俭为荣，因为节俭，所以能宽绰。历朝历代，奢靡之风都不是好兆头，正所谓“奢靡之始，危亡之渐”。作为从政者，要传承勤俭节约美德，严于律己，廉洁奉公。

其二，摒弃奢靡之风，怀有敬畏之心。“去甚、去奢、去泰”（第29 章），指的是不骄纵放任、不追求奢侈享受、不搜刮民脂民膏。对于贪污腐败和不正之风，必须坚决抵制，“勿以恶小而为之”。“知屋漏者在宇下”，要实事求是地了解群众的实际状况，量力而行、尽力而为，不搞那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劳民伤财的事情。

“功成而弗居”

的精神境界

胸襟格局是从政者的重要素养。在承担责任时当仁不让，在论功行赏时却不居功自傲，展现宽广的胸襟格局与高尚的精神境界，从根本上铲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滋生的土壤，使精致的利己主义无处藏身。

其一，在境界层面体现为“不处”。“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第77章）为政者应当具备“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以及“功成不必在我”的谦让，这反映的是“有我”与“无我”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要全心全意为百姓服务，做到“有我”；另一方面，要秉持“不恃功”的态度，“功成而不处”。“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第2章）“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第17章）——办事顺遂，让百姓觉得“本就如此”，从政者没有做无谓的干预，这才是最好的治理。

其二，在品性方面展现出“不争”的特质。“功成而弗居”所呈现的具体品性，便是不与他人争。“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第68章）善于当武士的人，不会炫耀武力；善于作战的人，不会轻易动怒；善于战胜敌人的人，不与敌人正面交锋；善于用人的人，对人态度谦下。不与人争，为人谦和，方能更好地激发、调动、发挥每个人的力量，更好地与人合作干事成事。

中华经典历久弥新，其政绩观意涵深远，《道德经》即是典范。我们当深究其深刻智慧，发掘其时代价值，以帮助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