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承万教授在讲学

近日，学校第三期教育名师论坛在图书馆学术报告厅举行，著名美学家劳承万教授与我校师生分享美学人生。学校罗海鸥院长，院长办、校团委及人文学院负责人出席论坛。本期论坛吸引了众多慕名前来的学生，报告厅座无虚席，连走道也挤满了人。

一、三个“意象”：并非审美的人生

　　虽已过古稀之年，劳教授仍身体健朗，精神矍铄，十分健谈。言谈之间充满了智慧，总能用平实而幽默的语言表述最朴素的道理，透出一位学者所具有的实诚、锐利与厚道。“我的一生没有审美，只有审丑”，在谈及自己坎坷的人生历程时，劳教授分别用了三个“意象”描述自己的童年、青年和老年。

　　幼年丧父——“石缝里曲折生长的小草”

　　“大概在1935年的一个农忙日子，粤西农村。祖母正在日暮下碾谷。母亲因为腹痛，从田地里赶回家一个人等待分娩。没有接生婆，母亲一个人把我生下来，只好自己用剪刀剪断脐带。当时家里已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但都很年幼；父亲守甘蔗林时被盗贼打伤，卧病在床，不到一年含冤而去”。劳教授幼年丧父，家中艰苦异常，受尽人情冷暖。他从小就当上了放牛娃，没念多少书，以致没有考取国小（五六年级）。“后来初小（三四年级）毕业，参加国小补考。当时的补考作文题目是《我为什么来补考》，我的回答是：因为我没有考取。（笑）再后来免费就读于高州师范，因成绩优秀被保送到华中师大中文系”。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劳教授童年的苦难经历，磨炼了他坚韧的性格，“假若没有童年时代的那一番苦练，又怎熬得过后来文革时期的风风雨雨？也如一位奥地利作家所言，‘自卑才能超越’”苦难给他的是一种不断追求超越、追寻生命意义的动力。

　　学生“右派”——“狂风暴雨中孤独的飞鸟”

劳教授回忆说道，大学时代是他人生最重要的充电积能时期。他非常珍惜大学时光，日夜勤学，分秒必争。“当时学校提倡三好：学习好、身体好、工作好。我功课一直很好，大学三年级便完成了学士论文；身体更是顶呱呱，是学校篮球、排球的代表队队员，曾获华中师大全能体操奖第三名和越野赛跑第一名。”

“后来，我被划成右派，遣放到湖北恩施的一所中师担任中文函授教师。被扣上右派的帽子是最痛苦不过的事情，即便是人家往你身上吐口水，也不能有半句顶撞。当时的右派只有四条路可走：一是自杀；二是逃亡海外；三是苟且偷生，‘安分守己’；四是求生，在学术上求突破。‘要在康德中寻找快乐’，这是我的老师、华中师大已故校长韦卓民在我离开武汉时对我说的。在当‘右派’的时候，我真正领会了这句话的意思。当时因为很难找到书籍，我将仅有的两本书——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读了又读，甚至熟悉到可以背诵。我的一生读得最多的是三本书，除了马克思手稿和康德批判，第三本书是我的母亲勤快的双手、慈祥的脸孔和奉献的精神。是母亲让我充满了生活的力量。中国哲学最讲究‘爱和敬’，不懂血缘的奔流就是不懂中国哲学。”

“李白有诗‘天生我才必有用’，人应当善于发现自己，相信自己。我在‘右派’时期，除了教中文，还要给中学老师上高等几何课，当时演算高等数学、微分方程和偏微分方程的草稿足有一尺厚。经过一连串‘折腾’，我发现自己不适合研究数学。另外，身体是为学术服务的，右派时期我坚持晨跑，洗冷水浴，这个习惯至今不懈。这些经历为我一生的学术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极大锻炼了我的适应能力和抽象思维，扩大了知识面。”

著述不辍——“日暮夕阳下丰收的农夫”

右派时期结束，劳教授调回广东化州市——当时尚是一个偏隅粤西的县城——的一间中学。在简陋的居所，孩子尚在坐地玩耍的年龄，早已“准备好了”的学思，劳教授一气呵成，完成了《审美中介论》一书。在1980，美学可谓是国内人文学科的“显学”，而当时学界关于审美的主客二元的论争颇为热烈。审美中介论开拓第三领域，突破了审美主体和客体二分的思路，耳目一新。《审美中介论》的出版，震动学坛，连印三次达到10万多册，成为最负盛名的系列书籍——文艺探索书系，与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院所所长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京城才女赵园的《艰难的选择》和学者余秋雨的《艺术创造工程》并列。后来劳教授调入雷州师专（今湛江师范学院），1986年评上副教授，1988年破格评为教授，同年被评为“广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并享受政府终身津贴，并任中文系主任。

    退休之后，劳教授坚持潜心研究中国美学、诗学学科形态之转换，开创了其美学研究的另一座高峰——中国古代美学（乐学）形态论与中国诗学道器论，这是两个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