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深入报道学校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对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宣传贯彻落实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岭师新闻网推出“喜迎二十大•奋进新征程”系列报道，全面总结梳理近五年来学校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深化治理体系改革、推进高质量发展的举措成果，深入总结学校在党建思政、学科建设、人才培养、队伍建设、社会服务、合作交流等方面的经验成效，凝聚广大师生员工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意志力量，奋力推进立德树人办学事业高质量发展，建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师范大学，为广东奋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走在全国前列创造新的辉煌做出新的岭师贡献，以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离退休人员服务中心退休教师劳承万个人照
劳承万教授是学校原中文系主任、著名美学家。虽已年近九十，劳教授仍身体健朗，精神矍铄，十分健谈。言谈之间充满了智慧，总能用平实而幽默的语言来表述最朴素的道理，透出一位学者所具有的实诚、锐利与厚道。“我的一生没有审美，只有审丑”，在谈及自己坎坷的人生历程时，劳教授分别用了三个“意象”描述自己的童年、青年和老年。
幼年丧父——“石缝里曲折生长的小草”
“大概在1934年的一个农忙日子，粤西农村。祖母正在日暮下碾谷。母亲因为腹痛，从田地里赶回家一个人等待分娩。没有接生婆，母亲一个人把我生下来，只好自己用剪刀剪断脐带。当时家里已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但都很年幼；父亲守甘蔗林时被盗贼打伤，卧病在床，不到一年含冤而去”。劳承万幼年丧父，家中艰苦异常，受尽人情冷暖。他从小就当上了放牛娃，没念多少书，以致没有考取国小（五六年级）。“后来初小（三四年级）毕业，参加国小补考。当时的补考作文题目是《我为什么来补考》，我的回答是：因为我没有考取。（笑）再后来免费就读于高州师范，因成绩优秀被保送到华中师大中文系”。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他童年的苦难经历，磨炼了他坚韧的性格，“假若没有童年时代的那一番苦练，又怎熬得过后来文革时期的风风雨雨？也如一位奥地利作家所言，‘自卑才能超越’”。苦难给他的是一种不断追求超越、追寻生命意义的动力。
学生“右派”——“狂风暴雨中孤独的飞鸟”
劳承万回忆说道，大学时代是他人生最重要的充电积能时期。他非常珍惜大学时光，日夜勤学，分秒必争。“当时学校提倡三好：学习好、身体好、工作好。我功课一直很好，大学三年级便完成了学士论文；身体更是顶呱呱，是学校篮球、排球的代表队队员，曾获华中师大全能体操奖第三名和越野赛跑第一名。”
“后来，我被划成右派，遣放到湖北恩施的一所中师担任中文函授教师。被扣上右派的帽子是最痛苦不过的事情，即便是人家往你身上吐口水，也不能有半句顶撞。当时的右派只有四条路可走：一是自杀；二是逃亡海外；三是苟且偷生，‘安分守己’；四是求生，在学术上求突破。‘要在康德中寻找快乐’，这是我的老师、华中师大已故校长韦卓民在我离开武汉时对我说的。在当‘右派’的时候，我真正领会了这句话的意思。当时因为很难找到书籍，我将仅有的两本书——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读了又读，甚至熟悉到可以背诵。我的一生读得最多的是三本书，除了马克思手稿和康德批判，第三本书是我的母亲勤快的双手、慈祥的脸孔和奉献的精神。是母亲让我充满了生活的力量。中国哲学最讲究‘爱和敬’，不懂血缘的奔流就是不懂中国哲学。”
“李白有诗‘天生我材必有用’，人应当善于发现自己，相信自己。我在‘右派’时期，除了教中文，还要给中学老师上高等几何课，当时演算高等数学、微分方程和偏微分方程的草稿足有一尺厚。经过一连串‘折腾’，我发现自己不适合研究数学。另外，身体是为学术服务的，右派时期我坚持晨跑，洗冷水浴，这个习惯至今不懈。这些经历为我一生的学术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极大锻炼了我的适应能力和抽象思维，扩大了知识面。”
著述不辍——“日暮夕阳下丰收的农夫”
右派时期结束，劳承万调回广东化州市——当时尚是一个偏隅粤西的县城——的一间中学。在简陋的居所，孩子尚坐在地玩耍的年龄，早已“准备好了”的学思，他一气呵成，完成了《审美中介论》一书。1980年代，美学可谓是国内人文学科的“显学”，而当时学界关于审美的主客二元的论争颇为热烈。审美中介论开拓第三领域，突破了审美主体和客体二分的思路，令人耳目一新。《审美中介论》的出版，震动学坛，连印三次达到10多万册，成为最负盛名的系列书籍——文艺探索书系之一种，与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京城才女赵园的 《艰难的选择》和学者余秋雨的 《艺术创造工程》并列。后来劳教授调入雷州师专 （今岭南师范学院），1986年评上副教授，1988年破格评为教授，同年被评为“广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并享受国务院政府终身津贴，并任中文系主任。
退休之后，劳承万坚持潜心研究中国美学、诗学学科形态之转换，开创了其美学研究的另一座高峰——中国古代美学（乐学）形态论与中国诗学道器论，这是两个空白的学术领域。“退休才是做学问的开始”，他坦言要将文革前后荒废的20多年“抢”回来。“1997年，我便意识到中国美学学科的形态尚未建构出来，必须从头梳理。以往的所谓‘中国美学’只不过是‘西方美学在中国’，就像国人穿西装打领带一样，却未得其文化真髓。中国的美学，必须用中国的心性传统文化来解读转换！”“合理的知识结构，首先要中西结合，贯通古今，且要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心骨；其次，知识结构要生命化与系统化。学科形态就像一棵有生命的树，有根、干、枝、叶的生态体系。很多人的知识缺乏系统性，只知一片‘叶子’而不知其根脉，知识系统一片混乱，形态面貌不清。许多‘理论’都是卡片串联的产物，没有自己深思熟虑的观点”。
“如今许多学者将西方美学范畴概念置于中国美学材料之上，这是极大的错误。中国的文化是‘礼乐’文化，中国的美学应该是礼乐交融中之‘乐学’。‘乐’是指知足常乐，乐知天命，一片‘乐’之形上境界。因此，梳理中国美学，必须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干、枝、叶一并理顺。”为了弄清中国美学学科形态，劳承万由长期研究西方哲学转向注重中国古代心性哲学。201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美学（乐学）形态论》和《中国诗学道器论》，凝聚了他十几年研究的心得，成为他孜孜不倦于学术探索的精神的最好诠释。他另外撰写的《中西文化形态论》（合著2014年）、《中西文化交汇中近百年之理论难题》（2016年）、《中国文化之特质》（2020年）、《根系学术形态论》（2022年）四书，则是近年学思中学术跨向新台阶，也是“学问求诚，不求诈”观念搏击的产物。
关于新书稿的不断完成，劳教授还有一段感人故事，“晚年妻子患上了癌症，为了照顾妻子，我一直未能安心将这十几年的研究写下来。2007年11月后，妻子病情稍平稳些，我便奋力著写，一口气写完三十多万字的书稿。妻子为了不干扰我，克忍病痛。后来，书作完成了，妻子却已离去，生死跨越，阴阳两界。我在一本书的《后记》中写下了对她的深深的怀念！”
